社会思想日报 - 2026年6月16日

史上最聪明的韩小凡！ Lv6
  2026-06-16 08:30 2026-06-16 08:30 创建   2026-07-07 00:33:28 2026-07-07 00:33:28 更新      3.4k 字  12 分钟  

时代切片：我们为什么在 AI 面前收回了手

最近有两个看起来不相关的新闻，放在一起却把我震了一下。一个是《PsyPost》报道的研究：老师教了大学生怎么合乎道德地使用 AI 写作工具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大部分学生出奇地克制。他们只用 ChatGPT 之类的东西来头脑风暴或者改句子，不是从零生成整篇论文。另一个是技术圈炸锅的 rsync 事件——这个服务器同步工具的最新版本，核心代码居然是 Claude 生成的，维护者被骂得狗血淋头，有一句很难听的话是：“仅仅因为你给无家可归的人免费施粥，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里面撒尿。”

两件事表面看都是技术新闻，深处却戳中了同一种集体心理：人对于“自己还能做什么主”这件事，格外敏感。

学生们并不是被禁止使用 AI，恰恰相反，他们被明确告知用法，也拿到了“许可”。但一旦这个许可被有意识地交到他们手里，很多人反而犹豫了。这不是简单的怕抄袭被抓，而是一种本能地保护“这是我写的”的感觉。如果连最后的论文都可以代劳，那么自己在大学里到底还留下了什么？这像是一个仪式感的最后防线——我可以接受工具帮我磨刀，但刀还得我自己握。这种克制里，有恐惧，也有某种朴素的尊严：我不想让自己变成只负责按按钮的人。

rsync 那边的愤怒更赤裸。一群顶级程序员对一个信任了几十年的基础工具突然用 AI 重写，反应仿佛被亲近的人背叛。维护者 Andrew Tridgell 辩解得很实在：我老了，精力不够，而未来的攻击肯定也是 AI 驱动，我不用 AI 防 AI，就是在等死。但这个理由并没有平息愤怒，因为人真正在乎的不是“安不安全”，而是“你还把不把代码当回事”。在一段人类可以逐行审读、理解的代码中，有程序员的意志和承诺。AI 生成的代码就像罐头里的肉——不一定不能吃，但你再也看不到那块肉本来的纹理了。我们害怕的是失去可以追溯、可以问责、可以被“看见”的过程。这个过程，就是人在技术世界里的自主感。

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看，很符合韩炳哲说的那种倦怠社会下的心理：人们不是被禁令压抑，而是被“可以”淹没。当“可以使用 AI”变成新的默认选项，拒绝或克制反而成了一种微弱的自我宣言。这不仅是学术诚信问题或软件工程问题，它是一个时代的身份焦虑：在机器已经能替你思考大部分内容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不可以外包？如果最后连“开始”的决定都交给算法，那么你和工作成果之间的情感纽带就断了。而人，是需要这种纽带来确认自己还活着的。

关系透视：当信任被套现，我们还能指望谁

英国《卫报》最近曝出一桩事：职业技能教育慈善机构 City & Guilds 的两位最高负责人，在上级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给自己批了近 300 万英镑的奖金。他们干得相当坦然，好像这只是应得的提款。同一天的新闻里，另一篇长文写道：伦敦最昂贵的房子——曾被称作英国最贵的豪宅——多年空置，唯一长期出没的“住户”是一个睡在门廊的无家可归者。房子大到像一个宫殿，可它的社会功能完全蒸发了，变成了一具财富的空壳。

这不是什么新故事，是“信任”这东西已经很久没现身了。慈善机构的高管本该是受托者，结果他们像翻自己钱包一样从机构里掏钱；豪宅本该是“家”的极致形态，结果它比公园长椅更不像家。这两个画面拼在一起，有点像某种时代的寓言——那些我们本该能靠一靠的柱子，正在一根一根地变成泡沫道具。

这种失信的扩散，比愤怒本身更消耗人。以前你可能骂一句“资本家贪婪”还能获得短暂的道德快感，现在连骂都没地方吐，因为它发生在每个角落。无数慢性病患者对此很有发言权。另一则《卫报》消息说，英国有过度活动谱系障碍的人，平均要等 21 年才能获得诊断。整整 21 年，他们的关节可能随时部分脱位，他们的疼痛真实得无以复加，却一直被医疗系统告知“没那么严重”或“你太焦虑了”。这种慢性的不被相信，比一次性的欺骗更能摧毁一个人对世界的安全感。

波音 747 的退役，放在这个背景下也显得意味深长。那架曾经象征美国工程雄心的飞机，代表了一种可以被验证的可靠——你坐上去，它飞起来，不是靠叙事，是靠物理定律。它的退场不只是告别一种技术，更像是告别一种关系：人与物之间，人与机构之间那种不需要额外猜疑的稳定连接。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活在一个需要频繁“相信”却越来越缺乏底气的世界里。高管可以偷，豪宅可以空，医生可以忽视你的疼痛。那么下一个还能相信的，只剩下你自己的身体了。

心理地貌：用身体寻找答案——从肌肉到脑脊液的自我救赎

的确，身体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最后的实验室。近期一条颇为治愈的新闻来自《PsyPost》：科学家发现，人在运动时肌肉会释放一种叫 apelin 的蛋白，它能沿着血液循环进入大脑，促进神经元生长，进而缓解抑郁。这个发现之所以让人长舒一口气，不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天然抗抑郁的可能性，而是它终于给了一个身体层面的解释——为什么跑完步之后那种轻盈感，不是心理作用。你的肌肉真的在大脑里种花。

可身体的真相常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同一家网站还报道了另一项研究：多年从事对抗性运动的退役运动员，脑部出现了“泄露”的血脑屏障。这意味着本该守护大脑的壁垒出现了裂缝，免疫细胞可以长驱直入，造成持续炎症，加速认知衰退。这是用暴力换取荣耀的长期代价，沉重得让人很难说什么。

这两条消息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心理张力场。人们一边渴望通过身体获得自主和治愈（运动抗抑郁），一边又被提醒身体其实极其脆弱、不可逆、不公平。更不用说那些等待 21 年才被诊断为过度活动症的患者——他们的身体每天都在造反，却迟迟不被承认，直到生命被消耗掉三分之一。于是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现代困境：我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身体，却前所未有地感到身体在逃离我们的掌控。

这背后，是一种对“自然修复力”的浪漫想象。在药物和医疗系统都让人失望的时候，人们转向自己的身体，希望它本身就是一个药房。apelin 的发现刚好满足了这个念头：你不需要额外摄入什么，你只需要动起来，你的身体会救自己。这听起来像某种自由意志的胜利。但头部损伤的研究又冷冷地提醒：有些选择一旦做过，身体无法挽回。于是心理地貌就呈现出一种双重运动：一边用健身、跑步、瑜伽来试图掌控，一边被衰老、创伤、慢性病带来的无力感反复鞭打。这种内在撕裂，可能就是当下许多人莫名疲惫的心理来源之一。

时代精神：“开始”成为一种抵抗

面对这种疲惫，有一群人选择了看上去最不理性的方式：重新开始。而且是在 60 岁。

《卫报》生活版有篇报道，让我坐在电脑前沉默了好一会儿。Nick Dowling，一个在工程和制造业干了一辈子的男人，在 60 岁时决定从头开始学护理。现在他已经在全科诊所、精神科、急诊中心轮转过，还要准备考注册护理师。时薪 14 英镑，比他年轻时低得多，十二小时轮班，脚肿是常态。但他语气里没有委屈，反倒有种安静的笃定。他说疫情让他想到，自己可以做点更靠近人的事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年转行的励志故事，它像是对这个加速磨损的时代的明确回答。当大部分声音告诉你“时间不多了，保住现有的一切”，有人却把“开始”本身当作对虚无的抵抗。The Marginalian 网站引述了爱尔兰诗人 John O’Donohue 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在此的生命，完全依赖于持续的开始。” Nick Cave 也在最近一次访谈里说，有意义生活需要两根支柱：谦卑和好奇心。你会发现这些不同领域的人，都在说着同一件事——不再相信占有能带来安全，转而相信每一次真诚的开始，哪怕笨拙，也足以让生命重新变得可居住。

这与“不浪费生命”的古老焦虑遥相呼应。我们害怕到了终点才发现自己从没真正活过，这种恐惧在乱世里更加锋利。于是，在退休年龄去做护士，去写一首诗，去认真学一门手艺，这些选择就不再是边缘化的雅趣，而是主流心理的地下暗河。人们在用“开始”重建一种被剥夺的能动性。你没法阻止 747 退役，没法阻止豪宅变成资本的空壳，但你可以重新决定今天要不要蹲下来跟病人好好说一句话。这就是这个时代悄悄凝聚的精神：宏大叙事掉了一地，那就弯腰捡起一个具体的人，一个具体的开始。

一面镜子

讲到这里，或许我们可以停一下，问问自己：在你最近的生活里，有哪些事情，你本来可以自己做主，却悄悄地交给了某种“AI”——不一定是软件，也可能是习惯、顺从、怕麻烦——来替你决定？你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到疲惫和疼痛时，是选择听见它，还是像那所空置的豪宅一样，把自己关闭起来？如果你此刻有一个小小的、一直搁置的“开始”，它是什么？

不用急着回答。只是这些问题本身，就是在重新搬一把椅子，放在你自己心里那扇紧锁的门旁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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